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基地博士Ⅰ组学术沙龙讨论笔记第四讲
2021年10月20日下午16：30（京时），新疆大学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基地博硕士研究生小组文献交流（博士Ⅰ组）沙龙讨论笔记第四讲以线下的方式在新疆大学本部科技楼615会议室召开。参与此次文献交流与学术讨论的有新疆大学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原伟鹏、闫敏、杨泽东、夏学超、马点圆和赵燕，共计6人。
会议由博士四年级的两名同学、博士一年级的四名同学对近期阅读的高质量文献进行分享。首先由2018博士研究生原伟鹏介绍了《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期刊中2020年名为《Assessing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pollution abatement and collaborative emissions reduction Micro-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随着我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此外，中国减少污染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受到了来自国内环境呼吁和国际环境外交的压力的严重影响。本研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中国企业环境调查报告数据库的综合数据，构建了企业级污染物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指数的综合指标，并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Kaya身份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微观角度评估环境法规对减轻污染和协同减排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规定可以减轻中国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验证了环境政策的有效性。这些规定还可以通过减少污染，有效地减少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换句话说，环境法规促进了企业协同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这种协同减排效果也受到企业能源结构和消费的影响。本文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监管政策体系，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实证证据和政策依据。
全体参会人员
随后，2018级博士研究生闫敏进行了分享，他所讲解的文献是《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期刊2021年发表的《Development of a multi-factorial enviro-economic analysis model for assessing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combined air pollution control policies》一文，文章指出，随着自然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这些活动造成的环境退化由于对经济损失和相关健康负担的不利影响，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空气污染已成为最棘手的环境问题之一，尽管已经制定了许多空气污染控制政策来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多因素的环境经济分析模型，以评估我国省级和部门一级联合空气污染控制政策的交互效应。具体来说，根据各种空气污染(即二氧化硫、NOX和粉尘排放)制定了12种减排方案，这些政策旨在将关键省份/部门的污染减少到10%至30%。这一模型是通过探索这些情景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省级和部门一级的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影响而制定的。研究发现，尽管排放强度下降，但经济活动和人口的增加却刺激了大量的排放。有证据表明，有证据表明，当考虑到各省和部门因素对系统稳健 性和效率的影响时，它们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相反，在最终需求和整体流程方面，这些因素的 个体效应主导着整个系统。此外，排放量较大的要素对最终需求和整体流动的贡献也不大。
接着2021级博士研究生夏学超同学分享了来源于《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中《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matter for poverty?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文章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和环境退化对贫困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利用1995(2017年期间全球98个发展中国家的同流方程模型(SEM)，调查了外国直接投资(FDI)、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还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三个区域的子小组实施了这些经验模型。全球小组调查结果显示，外国直接投资与贫困、二氧化碳排放和贫困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然而，从外国直接投资到二氧化碳排放，都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调查结果还显示，除非洲小组外，所有国家群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与贫困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其他重要结果显示，外国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有负面影响，亚洲经济中两个国家的变量呈倒u型关系，外国直接投资对拉丁美洲的环境质量有积极影响。
2018级博士研究生杨泽东分享了来源于《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中《Industry relocation or emission relocation? Visualizing and decomposing the dislocation between China's economy and carbon emissions》一文，文章指出，肮脏的工业往往会迁移到环境法规较宽松的地区，从而将这些地区变成了污染的避风港。大量研究测试了国间产业迁移的污染避风港效应。然而，对国内产业搬迁中隐藏的影响却鲜有关注。考虑到国内投资约是外国投资的10倍，研究这个问题对于确保中国减少碳排放的国际承诺的可实现性至关重要。本研究整合了多区域输入产出分析和重心模型，以可视化2007年至2012年中国部门层面的碳排放、增值和产出之间的错位。碳排放也被分解为最终需求的三个部分。我们还研究了这些节段的重心的运动，以及它们与输出的位错。我们的分析发现，随着国内工业的迁移，更多的碳排放从东向西迁移，而在增值方面却恰恰相反。具体来说，碳密集型部门表现出明显的西移趋势。资本形成是整个经济污染港效应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多数部门的迁移过程中都存在污染避风港效应。反过来，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缓解政策应因地区和行业而不同的观点。我们的建议包括对西方地区的负面清单，对高污染工业的缓解政策，以及对最终需求的差异化供应链管理。
2018级博士研究生马点圆分享了来源于《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的《Effectiveness of climate policies: Carbon pricing vs. subsidizing renewables》，文章指出，大多数但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碳定价对打击碳排放最有效，而其他政策则被广泛应用，并存在高度争议。我们以对德国和英国电力部门的碳定价和补贴可再生能源的形式来量化气候政策的有效性。虽然德国依赖于对可再生能源的巨额补贴，但依赖于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TS)的碳证书(EUA)价格疲软，但其排放量几乎没有下降。为了支撑EUA价格，英国对电力行业排放税，即碳价格支持(CPS)。在短短五年内，碳排放量就下降了55%。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电力行业，即使是适度的碳价格(∼30/tCO2)，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只要“清洁的”天然气工厂取代“肮脏的”燃煤电厂，以较低的成本显著减排。我们还发现，在这两个国家，碳定价优于补贴风能或太阳能。
2018级博士研究生赵燕分享了来源于《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的《Pollution abatement with disruptive R&D investment》一文，文章指出，当污染行业受到环境监管时，企业进入可能比更大的溢出效应产生的社会福利增长更大；这意味着监管机构应该降低进入成本，吸引更多的公司进入该行业，而不是从一些公司的创新公司购买技术许可证，将其分配给其他公司。本文研究了一种减排投资模型，即污染公司在投资研发时产生产出。然而，这种投资增加了生产成本，从而扰乱了第一期的产出。我们确定了公司选择的三个平衡轮廓：（1)单独投资于研发(从而合理化文献中常见的建模假设)；(2)单独产生输出；或(3）参与这两项活动。我们评估每个结果的出现如何受到企业竞争的市场结构和溢出效应的严重程度的影响。然后，我们测量每个平衡轮廓中的福利水平。总的来说，我们表明，只有当市场集中且溢出效应很小时，公司才会内源性地选择专注于研发。在其他类型的行业中，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可能关注产出生产，在相对较大的条件下或从事这两项活动。
本次学术沙龙交流中，在读博士生对空气污染、低碳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为各自的论文撰写做准备。此次文献交流关注了最新文章并紧扣研究方向，大家受益颇深。
通讯员：赵燕
校对：靳春丽
审稿：丁辰鑫
2021.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