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基地博士Ⅰ组学术沙龙讨论笔记第三讲
2021年10月13日下午16：30（京时），新疆大学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基地博硕士研究生小组文献交流（博士Ⅰ组）沙龙讨论笔记第三讲以线下的方式在新疆大学本部科技楼615会议室进行。参与此次文献交流与学术讨论的有新疆大学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原伟鹏、闫敏、杨泽东、夏学超、马点圆和赵燕，共计6人。
会议由博士四年级的两名同学、博士一年级的四名同学对近期阅读的高质量文献进行分享。首先由2018级博士研究生原伟鹏介绍了《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期刊中2016年名为《Optimal emission taxes for full inter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的一篇文章。文章提出了一套最优的排放费用，可用于减少工业污染造成的损害。文章使用的方法允许在经济上适当的水平上设定污染税。特别是，计算中国，印度和19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税率。所有其他世界区域按收入水平分组，如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国家的重工业每1美元产出构建的最优污染税高达2.9％，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低至0.01％。这些结果表明，每个部门带来的损害完全内化要求会提高某些部门的税率，并降低其他部门的税率。
文献分享
随后，2018级博士研究生闫敏进行了分享，他所讲解的文献是《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期刊2020年发表的《Assessing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pollution abatement and collaborative emissions reduction: Micro-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一文，文章指出，随着我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此外，中国减少污染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受到了来自国内环境呼吁和国际环境外交的压力的严重影响。本研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中国企业环境调查报告数据库的综合数据，构建了企业级污染物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指数的综合指标，并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Kaya身份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微观角度评估环境法规对减轻污染和协同减排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规定可以减轻中国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验证了环境政策的有效性。这些规定还可以通过减少污染，有效地减少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换句话说，环境法规促进了企业协同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这种协同减排效果也受到企业能源结构和消费的影响。本文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监管政策提供了实证证据和政策依据。
接着2021级博士研究生夏学超同学分享了来源于《Energy policy》中《Does internet development improve green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 》，文章指出以互联网为支撑的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环境治理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研究利用2006-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动态阈值面板模型，研究互联网是否提高了中国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GTFEE）。阈值面板模型。实证结果表明，GTFEE在空间上有明显的正相关。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可以直接改善当地的GTFEE，还可以改善邻近地区的GTFEE。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有效。同时，互联网发展可以通过降低资源错配程度间接改善区域GTFEE，同时通过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提升GTFEE。此外，动态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的影响与GTFEE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具体来说，由于劳动力资源错配和资本资源错配程度的增加，互联网对GTFEE的影响逐渐降低，而这种影响又随着区域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的改善而逐渐增强。
2021级博士研究生杨泽东分享了来源于《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中《A complex path model for low-carb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一文，文章指出，企业对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然而，仍然缺乏能够动态地解释、预测和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复杂性的仿真模型。因此，本文采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构建了一个低碳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模型。低碳经济效益、低碳技术存量、低碳人力资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四个指标反映了企业低碳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企业低碳可持续发展水平不高（<0.6）；低碳人力资源有下降和上升两个阶段；政府监管和低碳技术可以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多场景仿真结果表明，在企业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早期阶段，过度的政府监管将降低企业的低碳经济效益。在10年内，政策监督可减少67%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17%的低碳效益；低碳技术可减少60%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33%的低碳效益。政府和企业应根据企业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战略。
文献交流中
2021级博士研究生马点圆分享了来源于《经济研究》的《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的证据》，文章指出，环境规制如何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鲜有文献从微观企业和环境规制工具异质性的角度进行考察。本文以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2011—201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排污收费"倒逼"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倒逼"效应体现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激励;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挤出"效应体现在迎合政府和机会主义,在控制内生性、排除干扰性因素、改变变量定义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资源基础较强时,排污收费对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更加明显,但环保补助不存在这一现象;排污收费促进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成果的产出,而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成果的产出。本文发现了不同性质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对已有关于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研究的争论提供了中国的微观证据,为如何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双重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持。
2021级博士研究生赵燕分享了来源于《科研管理》的《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减排效应研究》一文，文章指出，将IFDI与OFDI作为一个系统，测度其耦合协调水平，作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指标。在Copeland-Taylor的分析框架下创新性地引入双向FDI协调发展，分析了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基于2004—2016年中国碳排放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从时间和空间的二维视角，揭示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具有空间上的显著关联和时间上的路径依赖，区域协同、长期治理是实现碳减排的关键；传导机制检验表明，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规模效应为正，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为负，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主导地位是双向FDI协调发展表现出减排效应的根本原因。
本次学术沙龙交流中，在读博士生对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为各自的论文撰写做准备。此次文献交流关注了最新文章并紧扣研究方向，大家受益颇深。
通讯员：马点圆
校对：靳春丽
审稿：丁辰鑫
2021.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