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基地博士学术沙龙讨论笔记第六讲
2020年11月6日上午10:10（京时），新疆大学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博硕士学术沙龙第六讲在新疆大学本部科技楼615会议室进行，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新疆大学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孙慧教授，在读博士研究生向仙虹、赵景瑞、原伟鹏、谷魁英、闫敏、王慧、肖涵月、闫新杰、寇明龙、门柯平，在读硕士研究生庄真懿、郭秋秋、马点圆、扎恩哈尔，共计15人。
2019级博士研究生王慧分享了《相对贫困减缓、环境保护与健康保障的协同推进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0期），文章基于OLG模型发现,减缓相对贫困会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刺激消费需求,促进生产扩张,进而加重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造成减贫、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冲突,同时不一定会增进社会福利。结合中国和瑞典两国实际,研究发现,当政策制定者越重视社会公平或者贫富收入差距和健康投资差距越小时,相对贫困治理越有可能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基于数值模拟进一步发现,配合实施减缓相对贫困、降低生产污染强度和生活污染强度、提高健康服务效率,能够实现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目标。因此,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必须警惕减贫、环境与健康间冲突风险,强化国家层面政策一致性,倡导国际层面交流合作,协同推进相对贫困减缓、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与健康保障。本文将中国三大攻坚战中的“污染防治”、“脱贫攻坚”与健康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理论与实证模拟了减贫对于社会福利的非线性影响，对于团队“包容性绿色增长”概念内涵的外延、测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其间路径讨论值得学习借鉴。
2019级博士研究生王慧文献分享中
2017级博士研究生赵景瑞分享了《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国际经贸探索》2020年第9期），文章运用中国出口企业内产品层面数据，重点分析国际反倾销调查如何通过改变中国出口企业内部产品的调整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产品成本加成率。实证显示: 反倾销调查提高了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成本加成率，这种提升效应只出现在企业出口的非核心产品中，对核心产品没有显著影响。通过静态分解和动态调整机制的进一步检验发现：面对反倾销调查，企业一方面会选择退出那些更低市场竞争势力的非核心产品，进入更高市场势力的新产品;另一方面将部分非核心产品从反倾销调查发起国转移到非反倾销的第三国加以规避。对于核心产品，企业除了继续维持核心产品在反倾销发起国的市场，也会积极开拓第三国市场。由此，面对反倾销调查，我国企业除了采用规避应对外，还应该进一步提高产品内在的市场竞争势力。该文关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的匹配对于团队论文写作中面临的数据匹配困境给予了一定思路。
2018级博士研究生原伟鹏分享了《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典型事实、理论机制与中国策略》（《改革》2020年第10期）、《环境污染信息公开是否提升了城市技术创新？》（《环境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降低碳排放?》（《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年第8期），原伟鹏首先对第一篇文献中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理论机制进行了简要讲解，并建议大家学习借鉴其写作范式；其次对后两篇文献的写作相似之处进行了分享，均与环境污染信息公开为事件，采用DID方法检验了其分别对于城市不同类型创新水平与碳排放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降低碳排放?》一文。基于2003—2016 年中国 28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对部分城市进行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依托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控制理论，使用渐进性的双重差分法估计环境信息公开对碳排放的影响，以考察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碳排放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降低碳排放水平，不仅验证了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控制策略，也彰显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作用。经过共同趋势、安慰剂、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环境信息公开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碳减排效应在东部城市、西部城市、环保城市以及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高人力资本水平城市的样本中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信息公开通过缩小规模效应、优化结构效应和提升技术效应等渠道降低了碳排放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多元碳排放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证证据，论证了非正式环境规制在碳减排中的重要性。
2018级博士研究生原伟鹏文献分享中
2020级博士研究生闫新杰分享了《环境问责与投诉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9期），文章利用CGSS(2015) 调查数据实证验了社会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和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认知或判断，对其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公众对环境问责的认知是否强化了其对环境投诉的判断，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发现: ①公众认为环境问责越是有力，环境治理满意度越高，认为环境投诉越是有效，环境治理满意度也越高。②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还在其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与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③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前述中介效应在城乡居民间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环境治理满意度更直接依赖于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环境投诉有效性的判断未发挥中介作用，这或许与农村居民环境投诉经验不足有关。文章建议在提升环境治理客观绩效、加强环境问责力度的同时，还应引进柔性治理技术，推进公众环境参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增强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环境满意度，改善环境治理主观绩效。文章还建议，中国在环境治理、反腐败斗争等领域探索出的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良性互动的经验，还可以推广至社会治理的其他领域，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2020级博士研究生门柯平分享了《全球价值链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与影响因素的测度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9年第8期），利用增加值统计与要素收入分解方法对基于GVCs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以电子与光学产业为例，中美贸易并不存在“里昂惕夫悖论”，技术和要素禀赋共同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1995-2011年，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一直低“1”的平衡状态，中美相对要素实际收入的下降抵消了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在双边贸易利益分配中美方获益相对较大;1998-2005年，伴随两国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的扩大，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逐年下降，初始比较优势的强化使得美国的相对贸易利益增加;2006-2009年，随着技术差距扩大幅度和要素禀赋差异的减小，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逐年上升，两国贸易利益分配趋向平衡;中国在高技能劳动的利用上具备潜在比较优势，但相对于要素禀赋的优化，技术的滞后调整削弱了中国在贸易利益分配中的获利能力。
2018级硕士研究生郭秋秋、庄真懿分别分享了《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市场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管理评论》2020年第9期）、《异质性因素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基于全球价值链布局的视角》（《国际贸易问题》2020年第10期），文章对于两位同学毕业论文的撰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次学术沙龙交流讨论内容丰富、气氛活跃，思想火花不断迸发碰撞，同学们热烈讨论、获益匪浅。
（通讯员：王慧）
2020年11月6日
